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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晓阳: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法律体系

时间:2017-03-07     【转载】   来自:中国社会科学网

2016年12月,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《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》。该法的出台对促进公共文化事业发展、保障公民文化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,它是推动宪法深入实施、补齐文化领域立法“短板”的重要举措,是促进公共文化事业规范、有序、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,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、实现文化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。

“新中国的文化法治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、从粗到细、从分散到体系的发展过程。”自改革开放以来,我国首先集中解决的是经济建设领域的问题,法律所关注的重点也多在于如何促进和维护市场经济体制,而文化领域立法严重滞后,文化领域的立法数量明显偏少。“据不完全统计,截至目前,我国法律法规总数约38000多件,其中文化法律法规有1042件,占全部法律法规总量的2.7%,其中文化法律仅占全部法律的1.7%。”20世纪末以来,我国逐渐认识到文化是需要政府履行责任加以保障的基本权利,是需要法律保护和通过市场经济手段加以管理和发展的产业。由此,国家开始着手文化法制的建构,从国家层面初步建立起了覆盖文化遗产保护、文化市场管理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,然而,这些法规呈现出法律位阶效力层级低、立法相对滞后不平衡以及政府相关文化政策令出多门、缺乏统一法治框架等局限性。

从文化法治来看,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文化发展历史机遇期,应以《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》为契机,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法律体系。第一,需要将我国宪法确立的公民文化权利具体化、体系化。我国宪法中提及“文化”的地方有16处之多,包含文化表达、文化平等、文化参与、文化保障等多项权利,从而明确了我国文化法制建设所应当涵盖的范围,为公民文化权益的保障提供了最高法律依据,未来也应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法制建设的主要内容和主要目标。

第二,文化法律体系的统一。我国针对不同文化领域已经制定了一批法律法规,如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》《文物保护法》《电影产业促进法》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等法规,但由于这些法律法规涉及多个行政部门,因而在立法理念、价值定位等方面缺乏统一性,导致立法体系混乱、 交叉甚至矛盾的现象大量存在,因此要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法律体系,还需改变依靠政府行政法规、规章甚至是规范性文件填补文化领域立法的现状,废止不符合法治要求的规范性文件,理顺和规范文化领域行政立法。

第三,中央层面文化立法与地方性文化条例相呼应。在中央层面,应当面对当前全国文化立法的现实状况,特别强调文化领域相关基本法的制定,而地方各级政府则应当遵循法治统一原则,在遵循中央立法理念和原则的基础上,因地制宜,制定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文化领域条例,通过加强地方文化立法,改善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,维护和提升地方文化创造力和活力。

第四,立足于促进文化事业法律和文化产业法律齐头并进。在公共文化领域,除《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》之外,我国还应当加快《公共图书馆法》《博物馆法》等公共文化领域立法。在文化产业领域,由于公益性文化和营利性文化、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等作为文化发展的不同领域和不同形态,文化风格和文化品格存在差异,应当遵循不同的法治化路径,在立法的指导思想、立法原则、管理方式等方面均有所不同,因此,加快推进《文化产业促进法》也应当成为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当务之急。

第五,切实提高文化法律法规的具体操作性。目前有关文化的政策性法规缺乏具体操作性,导致一些文化机构在运营中遇到困境。以博物馆为例,目前很多博物馆开展以实现博物馆教育职能而提供的文化增值服务,推出的文化产品都是以文化事业为核心的,而不是简单形式的变化。这本是公共文化服务扩大供给的有益实践,但是在遗产归属、奖励机制、遗产保护与利用之间的权重等方面都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,阻碍了博物馆等相关机构进一步激发自身活力。此外,在公共文化社会参与层面,有关社团组织、服务组织、基金会,包括公益性的NGO组织怎么和公共文化机构合作,这方面都需要在法律法规层面进行完善。

如果文化法治可以理解为在文化领域中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治理,那么文化法治首先必须有法可依,国家对文化领域制定必要的立法,对文物、古迹、作品等公共文化财产赋予法律保护,形成相对完备的文化立法体系。其次,从未来中国文化法治进程来看,有法可依只是第一步,未来真正的挑战还在于改进行政执法体制,即在文化领域实行严格的依法行政,既要求国家积极保护与促进文化事业繁荣和文化产业发展,又要防止国家在文化行政管理过程中越权和滥权,从而做到在宪法框架下保障公民的文化基本权利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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